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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文学www.damiwx.com提供的《谈判专家穿书了》30-40(第5/18页)
有落实。阮小芬拿到的安置费与困难补助只能解决一时，她妈妈的医疗费却是个无底洞。”
陆哲点头道：“嗯。我今天已经联系了省报记者，打算把阮小芬遇到的情况报道出来。改革，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有问题解决问题。像阮小芬这样一线工人的困境，绝不是个例，希望能够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
楚砚溪道：“既然那家乡镇纺织厂愿意出高价买技术，那说明雪纺缎还是有销路的。不如让咱们厂和乡镇纺织厂合作，给下岗工人一个新的就业机会？”
陆哲眼睛一亮：“好主意！我去找人打听打听，一有消息就来告诉你，保证完成得妥妥帖帖。你的任务呢，就是安心养病，千万别留下病根。咱们是穿越来的，总会有离开的一天，既然占用了这个身体，总要对身体负责，是不是？”
陆哲这番穿书理论深合楚砚溪之意。她本就是个责任心重的人，此时也知道轻重：“行！那你去忙吧，随时联系。”
说完随时联系这四个字，两人对视一眼，都有些无奈。
1998年的手机还是稀罕物，两人都没有。装电话需要三千多块的初装费，一般家庭根本舍不得装，楚砚溪家里自然也没有。
说是说随时联系，但其实真没办法做到随时。
陆哲从腰上拿起一个黑色的小方块，笑着说：“只能先用这BP机联系吧。以前我只听说过这东西，没想到现在到了这里，还能亲自体验一下。”
楚砚溪摊开手：“就这BP机，哪怕是数字传呼机也得一个大几百，我买不起。”
陆哲家里条件还不错，再加上他是厂里的干部，收入水平比普通工人要高，他手里拿着的BP机是汉字显示的，一个三千多块。楚砚溪才上班一年，家就在厂区家属楼，就没有买BP机。
从互联网时代穿回来的两个人都有些不习惯现在的通信方式，陆哲想了想：“反正你现在也没办法出门，就在家里等着我吧。要是有什么消息或者变故，我直接过来找你。就怕你爸妈……”
一个大男人，老往姑娘家里跑，在这个思想相对传统的九十年代，会不会有人误会他们在谈恋爱啊？
想到这里，陆哲脸有些红。他倒不是怕被误会，就是担心楚砚溪会不高兴。
楚砚溪摆了摆手：“没事，你只管来，我和我爸妈说一声就行。”
陆哲松了一口气，连连点头：“好，那我先走了啊，得联系省报记者，还要找阮小芬问问联系她的乡镇工厂到底在哪里。”
楚砚溪歪在床头，挥了挥手：“去吧。”
她这一挥手，头便偏了偏，一绺头发自鬓角滑下，看得陆哲有些手痒，真想帮她把头发捊上去啊。
陆哲捏了捏自己那只蠢蠢欲动的手，转身离开。
守在客厅的楚建国、王桂芳热情地将陆哲送到门口，王桂芳忍不住问：“陆干事，你是哪年生的？什么时候来厂里的？家里几口人啊？结婚了没有……”
陆哲感觉后背有些冒汗，脸更红了，老老实实回答了所有问题。
王桂芳眼中的欢喜之意简直快要溢出来了，要不是楚建国拉住了她，她恨不得把陆哲的一生轨迹都了解清楚。
工人家庭，父母双全，都有正式工作。家里只有兄弟俩，没有其他负担。大专学历、工会干事、26岁正是事业上升期、单身无恋爱经验……
——多好的小伙子啊，看他把小溪送回来时那一脸的心疼，说不定就成了她的女婿呢？
过了两天，陆哲刚回到厂里，厂办收发室的老刘头举着一份刚送到的《省工人日报》，气喘吁吁地跑到工会办公室，脸上带着罕见的激动：“陆干事，陆干事，快看，咱们厂上报纸了！”
陆哲接过报纸，心脏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跳动。
在第二版版一个并不起眼的位置，他看到了那个标题——《沉重的纺锤：一位红星纺织女工的双重困境》。文章没有点名道姓，却用细腻而克制的笔触，描绘了一位身处濒临倒闭的老国企、又遭遇至亲重病急需天价医疗费的年轻女工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绝望，深刻反映了在经济转型阵痛期，普通工人家庭所承受的真实重压。
文章是陆哲亲自撰写，再由他在省报工作的同学润色。他没有直接渲染事件本身，而是巧妙地拔高到时代与个体命运碰撞的层面，既避免了直接的舆论干预，又成功地激发了读者的共情。
报纸的效果很惊人。
不仅纺织厂领导高度重视，发动工人捐款，而且厂里也开始陆续收到一些来自全省乃至外省的零星汇款单。
捐款直接寄给作者陆哲，附言栏里写着简单的“聊表心意”、“愿工友母亲早日康复”、“挺住”等字样。金额有多有少，少的三元、五元、十元，多的也有几百块。
陆哲仔细地将每一张汇款单和附言记录下来，将它们和厂内工友的捐款记录一起，整理成一份清晰的清单。
这份清单，不仅仅是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温暖关怀。当阮小芬拿到这些钱后，眼泪夺眶而出，不断说着谢谢。就连病床上的阮母，感受到这份珍贵的、来自社会的温暖，对战胜病魔也多了几分信心。
与此同时，和乡镇纺织厂合作的事情也有了突破。
那家纺织厂最近正为技术升级发愁，对红星厂“雪纺缎”的成熟工艺垂涎已久，却苦于没有正规渠道获取。除了技术资料，他们还缺能真正上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老师傅。
通过陆哲的牵线，那家乡镇纺织厂的厂长亲自出马，与厂领导取得联系。而红星纺织厂现在缺的正是资金与销路，很快便达成合作关系，与那家乡镇厂签订一份技术指导服务合同，派遣具备相关精湛技术和丰富经验的职工前往进行短期技术支持和培训，帮助对方解决生产中的实际工艺难题，对方支付一笔合理的咨询费用。
在后续的厂务会议上，陆哲将这个方案与零星的社会捐款、强烈的内部民意以及潜在的法律风险结合起来，向厂领导班子进行了最后一次、也是最有分量的陈述。
他特别强调： “小芬同志的技术能力是实实在在的，对方看中的也是这个。我们这是输出劳务和技术经验，不是泄露图纸，合规合法，还能救人于水火，彰显我厂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管理智慧。”
会议室的争论持续了很久。最终，在内外多重压力的合围下，尤其是“技术劳务输出”这个体面且有理有据的台阶出现，合作意向顺利达成。
几天后，厂里的公告栏贴出了一份公告。公告栏前围满了人，窃窃私语声不绝于耳。
公告的核心内容如下：派遣六名职工前往某合作乡镇厂进行技术指导，外派期间停薪留职，由乡镇厂支付劳务报酬。
阮小芬就在派遣名单上。
乡镇厂给出的劳务报酬比对市场价，每个月一千块钱，年底还有奖金，资金与厂子效益直接挂钩。
得到这个消息，还未办理下岗离职手续的阮小芬“哇”地一声哭了出来，不是之前那种绝望的呜咽，而是绝处逢生的狂喜和感激。
一个月一千块钱，再加上社会捐款，母亲的治疗就有了基本保障，而且她的个人价值也得到了肯定，阮小芬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之后，拎着一袋苹果来到楚砚溪的家。
彼时，楚砚溪正靠在床上看书，脚上的石膏格外醒目。
小芬冲进房门，看到楚砚溪，猛地扑过去，一把紧紧抱住了床上的楚砚溪，将脸埋在她的肩头，放声大哭，语无伦次：“小溪，谢谢你，谢谢陆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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