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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文学www.damiwx.com提供的《我的时代1979!》第二十九章 学术天才(第2/3页)
叶嘉莹放下粉笔,鬓角的银发在灯光下闪着光:“海外三十年,我总说词要讲真性情。今天给你们看篇文章。
许成军的俗词雅化研究,把柳永到辛弃疾的演变讲透了。”
台下的刘跃进赶紧低头抄笔记,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本科生,他此前总困在“豪放/婉约的框架里,直到看见许成军的论文才豁然开朗。
散场后他追上去:“叶先生,这算不算您说的‘以西方理论照见传统’?”
叶嘉莹笑着点头:“算!但更难得的是他敢碰‘市井艳曲’。当年我讲温庭筠,还得绕着‘艳情’二字走呢。”
她望着远处的路灯,忽然补充,“这年轻人还写?做学问就该有这般鲜活气。”
刘跃进回到宿舍,发现室友正对着《中国社会科学》拍桌子:“太绝了!‘理学注入理性审美’,这下我那篇程颢诗研究能救了!”
室友转头看见他,突然垮了脸,“可也遭罪啊!许成军清高,我们跟着挖资料挖到后半夜,这哪是做学问,是当苦行僧!”
上海,复旦中文系的选题统计表摆在王水照桌上。
30%的小众方向占比红得刺眼,他却笑得合不拢嘴。
章培横推门进来,手里扬着《文学评论》的样刊:“你看,BJ都在讨论‘文体研究显学’了!
袁行霈先生特意来信,说北大要开‘日常文体研究’课程。”
“何止北大。”王水照指着桌上的信件,“南开要请许成军去讲学,北师大求他的论文复印件,连海外汉学界都来问译本版权。”
他忽然压低声音,“不过昨天碰到个研究生,吐槽说被许成军逼得快疯了,说他比谁都‘害人’。”
章培横哈哈大笑,窗外的梧桐叶正簌簌落下:“这才是真影响!当年我们在资料室偷翻禁书时,不也盼着有人能捅破这层窗户纸?”
这时许成军抱着一摞手稿走过,听见笑声探进头来。
他刚改完新书的稿,鼻尖还沾着墨痕:“两位先生,《文学遗产》催着改俗词研究的校样,说各地学者提了二十多条意见。”
王水照挥挥手:“快去!你没见楼下的邮差?全是求论文的信,快堆成山了。”
许成军走后,章培横望着他的背影叹气:“云南会议上程千帆先生说‘学术自由可期’,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年轻人,真是把春天带进文坛了。”
全国各高校的选题表陆续汇总到教育部。
宋代尺牍、唐代墓志、明清小品文的研究题目密密麻麻,占比竟达三成以上。
袁行霈在《古代文学研究年鉴》里写下:“许成军的三篇论文,实为思想解放之探针,刺破僵化范式,引人文关怀之活水入古典文学研究。”
南开大学的宿舍里,刘跃进终于定了“宋代题跋与市民文化”的选题。
他望着窗外的雪,想起叶嘉莹先生的话,忽然笑了。
虽然为找资料跑断了腿,可这种“从旧纸堆里挖新意”的滋味,真好。
远处的邮筒里,塞满了寄往复旦的信件。
那些信封上都写着“许成军收”,里面装着年轻学子的困惑与热忱,像一粒粒埋在雪下的种子,正等着春天破土而出。
——
复旦校园,梧桐叶被秋风卷成小堆,卿云楼咖啡馆的玻璃窗上凝着薄霜。
《中国青年报》记者李娟攥着笔记本,手里拿着一沓读者来信——
半个月来,报社收到近百封信,有高校教师问“题跋研究的文献方法”。
有青年学生说“读了许成军的故事,想考古典文学研究生”。
主编拍板:“必须专访他,这不是简单的学者报道,是给青年指方向的稿子。”
推开咖啡馆门,许成军已经到了。
他穿着洗得挺括的的确良衬衫,面前摆着搪瓷杯,里面泡着黄山毛峰,杯沿还沾着点茶渍。
见李娟进来,他起身让座,声音沉稳:“李记者,久等了。刚跟章师兄聊完生选题的事,来晚了十分钟。”
李娟坐下,先把读者来信推过去:“许老师,您看,您的论文现在在全国都有反响。有位北大的老师写信说,他们系现在讨论‘宋代女性题跋’,都是受您启发。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您当初怎么想到做‘题跋’这个冷门选题的?”
许成军端起搪瓷杯,笑了笑:“不是刻意找冷门,是以前的研究太‘偏科’了。大家都盯着苏轼的词、欧阳修的古文,觉得这些才是‘正经文学’,可题跋里的苏轼才更真实——
他被贬黄州时题‘竹杖芒鞋轻胜马’,不是豪放,是跟自己和解;黄庭坚题‘士大夫当如兰生幽谷’,也不是说教,是他被贬后守住的底气。这些东西,在大篇幅的诗词文里藏着,在题跋里却明明白白。”
他顿了顿,语气更直率:“再说‘冷门’,其实是学术空白。1979年大家刚恢复研究,都往熟路走,怕出错。可学术哪能只走熟路?就像章师兄说的,得看‘活的文献’。
故宫的宋代瓷器、民间的家谱,这些里藏着的佚文,才是补空白的关键。我不过是先踩了一脚进去。”
李娟赶紧记下来,又问:“现在复旦研究生的选题,‘小众方向’从 5%涨到 30%,还有人说‘跟着遭罪’,因为要翻家谱、找海外文献,比以前研究苏轼词难多了。您怎么看这种‘遭罪’?”
许成军闻言笑出声,点了点桌面:“遭罪是因为以前的路太顺了。研究苏轼词,现成的注释、年谱一堆,照着梳理就行;可研究宋代尺牍、女性题跋,得自己去辑佚、去考证,这才是做学问的本分。
我这‘罪’遭得值,因为那些文字以前没人见过,现在能补进《黄庭坚文集》,这就是价值。”
他话锋一转,眼神里透着远见:“再说,现在遭点罪,是为了以后少走弯路。如果现在还盯着‘大家’扎堆,十年后宋代文学研究还是老一套,那才是真的可惜。现在年轻人敢啃硬骨头,以后学科才能有新东西。”
李娟又问:“您既是作家,又是学者,有人说‘创作靠感性,研究靠理性,很难兼顾’。您怎么平衡这两者?”
“首先,我远谈不上学者,只是个学生,在文学研究领域我还是个新兵蛋子。创作和学术也不是平衡,是互补。”
许成军放下杯子,语气肯定,“写《试衣镜》时,我懂春兰‘想穿花布’的心思,这种对‘人性渴望’的敏感,用到研究里,就能看懂苏轼题跋里的‘自嘲’不是故作豁达,是真的放下了;
反过来,研究黄庭坚题跋里的‘以艺抗命’,又让我写《撕不碎的红绸》时,更懂许建军他们‘保家卫国’的坚守——创作照见人性,研究扎根文本,两者本来就通着。”
这时,咖啡馆外传来广播声,在念《中国青年报》的征稿启事。
李娟抬头听了两句,又问:“您觉得您的论文能引发这么大反响,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是文献新,还是视角新?”
许成军沉吟片刻,说:“最核心的是‘学术思想解放’。1979年以前,研究文学总绕不开‘阶级’‘工具’,把苏轼当成‘士大夫代表’,把柳永当成‘市民符号’,可忽略了他们首先是人。我的论文不过是把‘人’放回去了——题跋里的文人,有开心,有委屈,有坚守,这才是文学该关注的。现在学界说‘人文关怀’,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别把文本当标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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